本刊记者 薛 娇 陈礼达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近日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无论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还是大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

      记者：新近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强调，“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础研究特别是高校基础研究应如何定位？

      李志民：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也是时代对高校的要求。要实现国家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一流的大学。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的主导力量，而基础研究又是国家科技的基础和先导。重视基础研究工作，谋划高校基础研究发展，是增强高校能力、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人类文明进步是以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任何新技术的发明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离不开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展现新的前景。物理学的研究进展对整个物质世界的工程技术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量子力学和电子学的发展和完善等完全改变了现代工程技术走向，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了现代人。基础研究是技术发明的先导、是应用开发的源泉，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而《纲要》对高校基础研究的表述，再次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基础研究工作的一贯重视和高度关注。

事实上，2006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和重要战略地位进行了全面阐述：基础研究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应该说，这一论述已经把基础研究的定位解释清楚了。当务之急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及时地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学科方面的优势，为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基础研究如此重要，您能具体谈谈基础研究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吗？

      李志民：推进人类现代文明的所有工程技术的提出和发展都是靠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支撑的。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离不开基础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是先有数学理论的基础，才有了激光照排技术，并最终完全取代延续千百年的活字印刷技术，极大地繁荣了人类社会技术和文化的传播。香港中文大学高琨教授的“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的理论研究，提出以玻璃制造比头发丝更细的光纤，取代铜导线作为长距离的通讯线路，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通信技术的一次革命。这些都是基础研究促进技术发展的典型例子。

从科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础研究与科技进步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历经了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研究机械运动为代表的，也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这是最早的、最简单的科学研究形式，指人们靠着自然现象来理解自然界，找出各种规律，如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第二层次是以研究化学运动为基础，指人们开始利用基本的化学原理、分子结构创造出新物质；第三层次是以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比如研究细胞，基因的发现，双螺旋结构，奠定了生物学的基础，现代科学的特点是多学科交叉渗透，实验条件和装备向大型化、综合化和极端化发展；第四层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行为科学。对应科学发展这四个层次有不同研究方法：机械运动基本上是靠理论，辅助实验证明；化学运动主要靠实验，也包括一定的理论分析；生命科学以来的现代科学，研究科学问题的手段除了理论和实验外，还多了一种新的方法——模拟，因为像地震、气象、地质、采油等这类学科，除了原有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外，还更多地是依靠模拟、计算，而计算机的发明和发展更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研究人的行为科学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数据分析，因为人的行为和机械运动是不一样的，是不确定的、可以随意变化并根据具体情形调节的，所以研究人的行为科学必须靠数据。“理论－实验－计算－数据”，正是这些研究方法的出现和发展，不断促进了基础研究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使科学向着更高层次迈进。

      记者：高校基础研究的现状如何？为什么说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李志民：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高校科技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高校已经逐渐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用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在基础研究方面，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从近年高校承担和完成国家基础研究任务的能力看，高校获得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约占全国的 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约占全国的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约占全国的61％、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约占全国的59％。

      高校作为国际化的交流与科研单位，决定了我们要更多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的支撑。首先，高校要研究各行各业的通用技术，特别是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的基础理论。比如，石油大学的勘探技术、电力大学的电力技术等，都是先有共性技术的基础理论，然后再进行后期的开发与应用。所有的应用研究都必须依靠基础研究作支撑，任何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进展都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基础的。其次，基础研究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培育人们的思维方法、推理能力。第三，基础研究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基础研究成果往往具有系统性、长远性和继承性，基础研究重视逻辑推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有利于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的形成。

      记者：应当如何摆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李志民：基础类研究与应用类研究的区分是就某个时间段而言的，科学研究是一个渐进和发展的过程：今天的基础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成为基础知识，再随着科学的发展，就会成为基本常识，对于一个学科就是这样的发展过程，靠常识、基础知识，开展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成果的新发现中，产生应用研究的可能。比如：机械运动的惯性定律，在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人们对于物体惯性的发现和认识，反复试验，理论推导，最后总结出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今天，物体的惯性运动成为老百姓的常识，也成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研究的基础知识。

      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有不同的侧重，要摆正两者的关系。目前，有一种风气，无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声称要建设一流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实际上，大学和大学的层次应该有区分。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更适于承担基础研究工作。因为，基础研究要求较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需要有良好的学术交流以及较长的时间积淀；而研究型大学是一个探索型人才培养的中心，教师的素质、知识和能力都适合进行基础研究。虽说搞基础研究个人兴趣很重要，但并不是光凭个人兴趣就能完成，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实验、检测等技术条件来支撑，尤其是当科学发展到生命科学和人的行为科学层次时，要想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和突破，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研究型大学具备进行基础研究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如实验设备先进、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创新人才聚集等，更有进行基础研究的优势。另外所有的研究都是由人来进行的，无数新思想、新理念的火花，都产生于人的大脑。在这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具备了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人才的聚集。

      记者：《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可以说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高校应当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李志民：，人才是关键。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主要靠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应该为培养人才服务，与培养人才结合。基础研究能强化学生科学方法、创新思维、探索精神的培养，能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恰恰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必修课”。但不同类型的高校可以有不同的教学模式，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要高一些；而以应用为主的大学或者职业技术学校，它的教学内容可以从应用角度来进行，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其科学研究应以应用研究为主。

记者：目前，社会上比较关注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认为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对于高校科技工作而言，应如何处理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和加强基础研究的关系？

       李志民：当前，之所以强调成果转化的呼声比较高，是因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低，高校科研和社会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松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仍旧是高校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有个误区，一谈到科研成果转化，总是片面地看如何把研究出的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到企业后，能得到多少经济回报。但是，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好多人都把它忽略了，就是教授们的科研成果应该最先转化到课堂上去，教给学生，为培养人才服务。把研究出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成果最先传递给学生，这正是大学办出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所在。

现在，高校要跟社会结合、跟地方结合、为企业服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从大学角度来讲，绝不能迷失方向，还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这个不能动摇。据统计，从1995～2005年，我国高校系统中基础研究经费的年均增长速度（25.45％）高于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年均增长速度（22.56％）。这也充分说明了高校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高校应抓住当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难得契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通过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在若干领域和学科建设方面引领世界前沿科学发展。

      记者：目前基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请您对下一阶段高校的基础研究工作提几点希望。

      李志民：“十二五”规划基础研究布局是件大事，国家和教育部正在抓紧规划。当前，基础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当前我国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急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基础研究就很难取得重大进展。整天谈论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不如踏踏实实安下心来搞研究，当大多数中国人忘记诺贝尔奖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一旦失去了基础研究的引领，高新技术的发展将难有重大突破，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就没有后劲，创新人才培养和先进文化建设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不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奖励制度、经费分配政策、项目申请机制等都亟需做出一些调整。

      比如在科技论文的评价上，应尽量减少论文的功利化，在自然状态下，论文多表示科研实力强，但是，如果不自然地用过度严格的考核指标或奖励的办法来增加论文数量，虽然论文数量多了，但实力未必更强了，也会导致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学术界还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SCI的核心是Index（索引），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Index对科研人员很重要，对科学发展贡献很大。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大量最新的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表，加上搜索技术的日臻完善，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在网络上查阅到最新的论文全文以及关联参考文献，真正的科学家谁还用得着Index索引呢？我希望中国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校教授的研究成果，能够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改变目前“唯SCI”的导向。当然，并不是说论文能在SCI发表有什么不好，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影响力。但是，目前“唯SCI”的导向，导致了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去发表，而不是先让中国科研人员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也是个大问题。“科学无国界”，是指自然定理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籍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得到根本改变。

      我还想强调的是，目前，在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中，要特别重视科技查新工作，要做到科研过程中时时查新、处处查新。不但科研立项时要查新、科技成果鉴定时要查新，重要的是科研过程中注重查新，培养科研人员的查新意识。我们过去不太注重科技查新工作，往往都是闭门造车，拍着脑袋做研究、写论文。实际上，你做的这个研究国外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做过了，只是因为受语言水平、知识水平的限制，你还不知道。所以科技查新工作很重要，特别是国外查新，它能使你时时刻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设为科技查新服务的专门数据库和专门人员，以推进科技查新工作。

      高校要根据自身学科专长明确分工，集中力量用好资源；研发力量强的高校也要在鼓励自由探索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瞄准国家目标，组织力量解决国家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高校科研队伍还要提高收集、使用科技发展信息的能力，加强，避免低水平重复。

经过30年的重点建设和发展，我国一批高校的科研能力显著提升，科研条件今非昔比，人才向优势学科聚拢，我们要建立起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的自信心。同时，要力戒盲目自大，必须牢记我们与科技强国的差距，我们的科研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不高，我们现阶段在世界上的科技成就与我国庞大的人口不成比例，与我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也不相适应。提倡学术自尊，要弘扬科学精神，严格学术规范，营造实事求是、尊重真理、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民主氛围，给年轻人以话语权，为新人成长拓展空间。